张国焘倒下后，这三个人被剥除了军职，受到了一定的处份。而后红军实力急速发展，地盘越打越大，但三人却一直都被分配去从事文职和预备役的工作，始终没有回到第一线战场的机会。

这三人中，何畏的出身最为特别。

何畏早年曾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当时属英国、荷兰殖民地，由英国、荷兰两国统治。何畏由于活动积极，被英、荷殖民者驱逐出境回国。回到中国后，何畏考入厦门大学。从厦门大学毕业后，何畏被派到香港，进入服装厂工作，开展革命斗争。

他本人是在四一二后，“屠刀”下入的党：1927年5月，何畏从黄埔军校毕业。1927年12月，何畏参加了广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畏由于受到张国焘的器重，颇为专横跋扈。何畏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少人对他有意见，但是因为张国焘很赏识他，大家也拿他没有办法。

1989年《文摘报》曾刊载过稿件《他曾向毛泽东、周恩来开枪》，说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4日，党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召开会议，张国焘向何畏使了个眼色，何畏竟掏出手枪向对面的主席开枪，徐子敬元帅把何畏的手枪往上一推，子弹打在房顶上，留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弹孔——关于此事后来被徐元帅否认。此外另一说开枪的人是李特。

这个位面，黄克和艾琳娜解决了张国焘后，曾向主席问起此事，得到的答复是当时确实没有开枪，但是在毛儿盖会议时，何畏的态度不是很好。（笔者更倾向于，他当时是作为张的马前卒，跳得特别的凶。）

主席提起这事说得很“客气”，但是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尾巴，一直都是后来红军上层头痛问题。黄克虽然干掉了张国焘拯救了红四方面军，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征结束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占了红军一大半。

从征战西北到山西战役，大半的战役也都是红四方面军打的。这一情况直到红二方面军完成长征进入西北后，红四方面军占红军中的兵力比例，才因为扩军和拆散，降到五成以下，但是影响仍然巨大。

削山头是必须的。上层对红四方面军前张国焘旧部的态度，自然也会根据当时毛儿盖会议时各方的表现进行处理——在这里黄克这个未个来的人看法绝对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子敬和余天云两个最会打仗，又有个性的“刺头”猛将（刺头是指他们在张的眼里也是刺头）得到了重用。其余的则根据情况进行拆散和再组合，掺沙子处理。战争时期，由于红军一直是高速发展，同时李润石又屡战屡胜，三年后的现在，其实红四出身的人，对李润石和中央也已基本服贴，不敢再有什么妄想了。

这三年时间里，何畏的任务就是在红军大学里做回他的老本行：担任教员，培养后备军官，直到1938年的年初，才被调到中央，分配新的任务。

送行的人，除了黄克外，另一个人就是曾中生了。

“老何，过去三年，中央一直把你扔在干校，让你担任教育工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磨你的性子。你过去作事做风过于粗暴。磨了两年后，现在却是稳重多了。”

何畏闭着嘴，没有说话。

黄克听人说过，几年前的他，曾经在毛儿盖对着中央红军的高层拍桌子，但被下放到干校待了两年后，整个人却象变了一个人般。

所谓本性难移，人类的本性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唯有遭遇重大的挫折失败——历史上何畏是在西路军全军覆没后，张国焘叛逃后，心灰意冷的他脱离革命队伍，回到海南务农，然后在平凡中死去了。

这个时空，他被下放到干部学校磨了两年，从前的暴脾气却好了很多，方才被重新提拔起来。

何畏接到的任务很简单：中央给他调派了一批人，要他趁着解放战争即将开战的契机，以“国民党逃亡军官”的身份潜回马来西亚，然后在那儿潜伏，统合当地的华人力量，等待未来的大变局。

在常凯申被公审的这一天，何畏带着二十多位从南洋归国的参加抗日的年青人乘船走了——抗战争暴发后，爱国华侨中，大量的年青人回国参加抗日。中共这边接收了不少。这些久居海外的华侨爱国青年，相对于国内而言文化程度高，很多都担任的要职。

战争结束后，这些经历抗战锻炼的年青人在返回各自的海外家乡时，就成了传播革命的新火种。

PS：海外布局的剧情，交待到这里就暂停，下一章还会回到常凯申的剧情上。

第303章校长与学生的互咬

共产党这边趁着全世界都在注意公审常凯申的当头，悄无声息地送走了“红党”、“白党”两颗暗子，准备在东南亚埋雷。

而另一边，针对常凯申的审讯还在继续。

替常凯申辩护的律师江一平，事先准备了很多辩护词，但是法院刚开庭的时候，他就发现能辩驳的地方很少。

开庭前江一平很清楚，此次庭审，他不可能辩护成功。但是吃律师讼棍这碗饭的，名气有时更重要。能借着这次审判常凯申，展现一下他作为“民国公知”不畏共产党的铮铮铁骨，江律师觉得很有利于自己未来在国外的发展。

但是法庭一开庭，他就发现对手起诉常凯申的罪名，居然不是他准备多时的“现行反革命罪”，反而是最简单，最纯粹的“屠杀人民罪”和“汉奸罪”。更要命的是，常凯申这个废物委员长，他担任委员长近十年下达的电报手令，几乎全被对手弄到了手。

“委座手谕，白纸黑字”，想赖都赖不掉。

公诉人起诉在法庭上质问常凯申时，基本上都是用同一种节奏：某年某月某日，你发出的这份针对某根据地屠杀令，这份手令是你写的吗？”

白纸黑字，法庭上当场亮出，事后还在世界各国的记者面前巡游一圈，任其拍照。想抵赖都没法抵赖。事实上常凯申针对苏区的大屠杀，早就不是什么大新闻了，甚至 是他自己公开喊出的口号。

在这事上，常凯申也算头铁，咬着牙根认了。然后解释道“这是针对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得以而为之行为。”这货某些地方的脑子还是有的，又想把话题往“现行反革命”这个节奏上引，想把屠杀人民的罪行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节奏上带。他的律师江一平在法庭上同样也想把节奏往这儿带。

可惜公诉方明显是有备而来，只字不谈革命，不谈意识形态之争，只谈他屠杀平民幼儿。

庭审的过程中，公诉方这边，时不时把各个遭遇屠杀的解放区的受害人拉出来，上庭作证，回忆屠杀时的惨状。当真是字字血泪，闻之心悸。

江北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江南的瑞金根据地，现在都在红军手中，当地挖出了许多大屠杀后的万人坑。拍下照片，冲洗放大，一张张在法庭上挂出来，尸骨如山的画面有如人间地狱。

常凯申知道自己活不了，但他也不想背着屠夫的骂名去死，一直努力地把话题节奏往“反共”上带，声称杀的都是共产份子。常凯申和律师在法庭上绞辩说他下达的指令只是杀尽当地的共党份子。这是党争，不是屠杀。责任应当是由下面的民团和军人承担。

常凯申这话刚说出口，法庭边上的康泽和朱怀冰等“黄埔高材生”，这些手上沾满根据地老区人民鲜血的屠夫，瞬间就脸色大变。

然后公诉人在冷笑中把特地从功德林里牵出来的一堆的战犯拉到了法庭上，挨个地询问这些当年执行了大屠杀命令的屠夫事情经过。

接下来的场面，堪称惨不忍睹。

台上，常凯申拼命地甩锅说，“屠杀失控是他没有想到的”，“一切都是下面的人干的”。而他的学生，康泽也罢，朱怀冰之流也罢，那一个个师长，旅长，以及具体的屠杀执行人，则拼命地甩锅说这都是委座的命令和指示。

其间，被逼急了的朱怀冰，还说了一句让常凯申和无数场外偷听的“党国残余”吐血的话。

“我们如果不卖力地屠杀是不行的！陈明仁，大家都知道吗？他也有参加剿共，他的部队在剿匪，啊，是剿共的时候，抓到了俘虏，只要不是当官的和党员，都是被很快放了。但就是这样，所以常委员长才一直不喜欢他，所以他一直只能当个旅长.......这还是远在湖南的他，我们在江西打仗的，委员长亲自坐阵指挥，盯得牢牢看着，谁杀得少了，委员长都知道.......”

被拉到法庭上的“国民党证人”，几乎全是黄埔生，常凯申的“高足”。开庭审理的第一天，节奏就变成了“校长”和“学生”的互咬推锅，一个头铁到底，死硬地承认的家伙都没有。

江一平很努力地想替常凯申辩护一二，但是他很快发现，对面的共产党的公诉人，根本就不和他对辩。

他们把这次公审的目的很明确：只是借助这个平台，告诉全国人民，常凯申过去十年，在中国都做了些什么。

在证明了电报和屠杀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之后，余下的时间，就是在不停地“重复”地报出在中国各处的根据地，发生的可怕大屠杀，不停地“反复”。

用了三天的时间，中共的公诉人方才把常凯申犯下的“屠杀人民案”粗粗地理了一遍。不管江一平怎么在台上胡搅，对方都象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一般，不和他争，不和他辩，自顾自地拿出实物证据（常凯申下达的屠杀手令），拉出证人，证物，在法庭上亮相。证人方面，除了凶手和受害人外，还多了几名海外人士——当时跟着常凯申的部队进苏区的洋人记者。

过去十年常凯申在中国做了什么？其实把中国当成棋盘的洋人们都知道，只是他们假装不知道而已。中共这套流程走完，现场听审的洋记者们也都看明白了：这就是英美政府在中国扶持的凶残的代言人的真面目。稍有点良知的人，都在心里大骂他是畜牲。没有良知的人，却也是“这是我们养的畜牲”。

公审常凯申的过程，法庭是审一天停一天。审到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七周年这一天，法庭上公诉人话把问题转移到了第二项罪名上：汉奸卖国罪。

然后常凯申九一八前“不抵抗电文”原件，被公开地摆到了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