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明帝国皇帝是个异教徒，比欧洲人还异。他既不信基督教也不信伊斯兰教，而是在所有控制区内推行诞生于华族的独特教派，并严格限制其它任何宗教的发展。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民族性，任何加入大明帝国的地区和国家都不能再有民族不同，而是要改换为国家认同。不管之前是什么民族，之后只有一个身份，大明国民。

为了信仰和民族，这位皇帝采取了很极端的手段，并付出了极大代价，由此也导致扩张速度非常缓慢，还无端树立了诸多死敌。

假如穆拉德四世能具备大明皇帝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绝对不会这么费劲。奥斯曼帝国将会像沙尘暴般的快速席卷亚洲、非洲和欧洲，所过之处统统皈依穆斯林。

至于说什么民族，根本无所谓，只要承认苏丹的统治权、按时缴纳税赋，爱是什么民族就是什么，想说什么语言就说什么，何必费尽心思去改变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大明皇帝的做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在位三十多年间，凡是被纳入大明领土的地区和国家还没一个有过反复。

不管之前是敌对还是路人，也不管是强占还是主动归附，成为大明帝国领土之后都安安稳稳，极少出现某位族群领袖振臂高呼，还一呼百应。

反观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就有点乱糟糟了，从非洲开始一直到欧洲，各种各样的叛乱年年有，事后总结起来，好像都离不开两个字，民族。

由此可见，大明帝国皇帝还真不是瞎搞，更像有的放矢。完全同化的办法虽然在扩张速度上慢一些，成本上高一些，却能一劳永逸，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日后的反复。

假如奥斯曼帝国在击败了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后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治理，今天苏伊士城的叛乱很大可能就不会发生。

“帝国失去了一座重要港口，由此会让更多心怀觊觎者看到希望，导致叛乱频发，这些麻烦不是增加点税收就能弥补的。”

但做为敌人，他还不能显露出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能轻易同意对方的观点，同时还要站在奥斯曼帝国和苏丹的立场上计算得失。

“不是失去，而是更好的管理。苏伊士城依旧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大明帝国和日月银行没有任何土地上的要求，也不会在背后支持皮雅利贝伊提出非分要求。

我们只想在苏伊士城获得货物进出的方便，同时还可以保证不将烟草等货物向奥斯曼帝国商人出售。关于皮雅利贝伊与苏丹之间的关系，我建议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

实际上当苏伊士港可以接纳大明帝国商船停靠之后，对您和您的苏丹来讲并不是坏事。这一点您可以咨询曾经去过沙廉港和科伦坡港的奥斯曼商人，比较一下两地的变化。

不是一点点税赋，而是很多！通过这条通往地中海的商路，苏丹能获得与威尼斯人抗衡的筹码，进一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侧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