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那个时候，公众依然会对这种评论会感到兴趣的，毕竟他们会各有偏爱。但这不关紧要，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将集中在这些有趣的辩论上。

他们可能会谈论文学和诗歌，也许鉴赏能力将会由此提高，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从这里也许会出现诗人和语法家。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安德鲁将法兰西从分裂和混乱中拯救了出来，在他的领导下辖，法国的军旗飘扬到米兰、都灵、维也纳、华沙、柏林、里斯本与圣彼得堡，乃至欧洲大陆的每一座城市。

但令人感觉异常可惜的，是偌大的法兰克第二帝国时期，我们却找不到一个有独创思想的，实在能够歌颂国家和民族的诗人。

更令人感觉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依然是在安德鲁的统治时期，法兰西的主要的文学杰作，却来自被这位第一执政，随后的终身执政，流放到国外的著名反对派代表，斯塔埃尔夫人。”

以上所述，就是与安德鲁-弗兰克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法律和惯例。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说是促成进步的。各种制度给予了法国革命一种过去不会有过的稳固性。

毕竟，“法国人是个易于激动的民族，善于发起一场革-命，却不懂得平息革-命”。这句话同样是共和国第一公民经常说的。

依照安德鲁自己的说辞，如果他不给法兰西“添上一些沉重的大块花岗石”的话，那么从1789年以来的，过去十年所取得的一些国内成就很可能会统统丧失。

没错，是安德鲁用他那钢铁般的意志，无与伦比的思想才华，惊世骇俗的统帅能力，作为凝合一切的水泥，把法兰西生活中松散流动的鹅卵碎石，建成一道混凝土的防波大堤，继而挡住了那些极左派的狂热风暴，保王党的嚣张气焰，还有反法同盟那毁天灭地的百万大军。

这三种危害力极大的风暴，曾将零星散漫的万干事物刮得上下颠簸，甚至一度令法国腹地也变成一片荒凉。

但自从横空出世的安德鲁，挡住这些风暴以后，法国便能在其已建立起来的法制保护下，成功规划了将来，并统治了整个欧洲。这些法制无疑地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稳固持久性。

如此一来，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民权和物质方面的重要成就，虽然得以巩固下来了；但另一方面，那伟大革-命运动的精神和生命力，却由于安德鲁的个性和行动，而不得不陷于瘫痪的状态。

正是从1795年开始，法国公民对于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的火热的心情冷下来了；对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追求，成为了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空话，或是外交辞令。

法国之所以在安德鲁的专-制统治时期，才能够取得各种丰富的成果，主要与安德鲁异于常人的才能有关。

之前的革-命者竭力要创造持久的制度，但一个个都失败了。他们想到的事业实在太大了。包括推翻了旧秩序，发动了对封建专-制的欧洲的征战，努力制定各种宪章，还想把一个极为动荡的社会重新加以改造。

但他们所做到的，只不过是勾划出将来社会结构的轮廓而已。这座大厦理应由民选的合法政-府去建立，却因为以塔里安等一些统治者异常无能，而变得毫无进展。

于是，横空出世的超级天才出现在巴黎。

安德鲁很快就恢复了全社会的正常秩序，还将社会各阶级团结在他的周围，整顿了地方与中-央政-府，他恢复了财政收入和信用，还给了宗教自身的安宁，又使法国农民对从没收教会土地得来的土地所有权得以巩固。

安德鲁给有功者以社会荣誉，最后又以完备的法典巩固了他的政体。这些法典使得安德鲁，成为这座最终建成的凯旋门的拱心石。

在安德鲁看来，1795年前的雅各宾派和热月党，在为实现“公意”而进行立法时，迫害一个又一个阶级，最终造成了两次法国内战。

基于此，安德鲁果断抛弃掉那些学究式的议论和教条，而转向实际的统治艺术。那就是，在一个时间里只从事一项任务，以期把那些被疏远的阶级一个一个地争取回来。

等到国内恢复了和平，加之欧洲列强一个个沦为法国的附庸后，作为独-裁实干家的安德鲁，这才回过头来，开始用时间、技巧和耐心，有条不紊的采取另一套方式，去建立国内与欧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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