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一执政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会对这些议题进行审慎的考量与批准。他的决策不仅基于议题本身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还会综合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发展以及民众的福祉。

一旦安德鲁执政官批准了这些议题，它们便会被正式交付给全体参政官进行集体讨论。

在这一环节中，参政官们会围绕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通过深入的交流与辩论，参政官们力求达成共识，形成统一而明智的决策意见。

最后，在全体参政官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将针对每个议题得出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结论或行动计划。这些结论或计划将作为后续工作的指导方针，为国家的治理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当然，那些带有立法性质的动议案，还需要提交到两院议会中进行表决，获得简单多数之后，才能具体执行。

不得不说，整个会议流程不仅体现了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也彰显了参政官们对国家事务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

无论海峡对岸的英国议员们，如何抨击与嘲讽安德鲁折腾出来的“融合议会与行政权力的怪物”，参政院。

因为参政院替代了立法院（议会下院）的多数职能，使得法国国家决策与执行效率之高，令所有欧洲人都感到瞠目结舌。

就连唐宁街10号的小威廉皮特也羡慕不已，但这位英国首相也很清楚，这种参政体制放到英国，立马会被威斯敏斯特宫的议员们喷死，也只有法兰西的独-裁者敢玩，会玩。

视野回到巴黎，5月下旬的一天，贡斯当将秘书处整理好的22个重要议题，提交到安德鲁面前，准备拿到参政院上进行讨论。

看了几眼，安德鲁将目光停在一个商讨议题上，居然是文教卫部长达维，提交的要“加大照顾阵亡官兵子弟”的议案。

安德鲁招来贡斯当问了才知道，那是达维在一次散步途中，遇见了一名在北方战场阵亡的老友遗孤，10岁的维克多居然在大街乞讨。

随后，达维经过了一番并不全面的调查，居然发现在巴黎，类似维克多这般的烈士遗孤就多达322人。他们不仅沿街乞讨，有的还以团伙形式小偷小摸，甚至是拦路打劫。

需要说明的，得益于先知先觉的安德鲁参与，加之各种先进武器的加持，导致法国从1794年6月到1799年的一系列战争中，其伤亡数字比另一时空大大减少，因此形成的战争孤儿也不多。

不仅如此，在第一执政的亲自督促下，各地“拥军拥属”工作也落实得当，至少大部分抚恤金可以及时足额的发放到位。

然而，1794年6月之前的战争家属与遗孤，估计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倒不是荣军部门不负责，主要是当时的财政负担压力太大，大部分时候顾此失彼，只能优先照顾第一执政期间产生的战争孤儿。

很多艺术家都属于疯子和偏痴狂，但他们也是慈善家，达维就是其中之列。就在昨天，大画家费劲周折，这才说服了秘书长贡斯当，将达维本人的议案，提交到参政院上进行讨论。

事实上，达维议案中的解决方式太过简单。他在陈述事实后，只是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包括每周发放一笔的抚恤金，提供食物与住宿。直到他们年满16岁，有自给自足的工作与生活能力。

不过，安德鲁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这些军属遗孤在外面流浪几年后，因为缺乏管教，已逐渐迷失了自我，心理失衡，野心十足，根本不服从管制，已经或是即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所以，将你的议案修改一下，提交建立一批少年军校，用于来安置这些战争遗孤。”安德鲁对着匆忙赶来的文教卫部长说。

“少年军校？”达维愣了一下。

好在第一执政并没有让艺术家搞什么“毕加索式”的抽象思维，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

“没错，就是将这些野小子们丢进少年军校锤炼几年，好让他们在军队的大熔炉里，让他们懂得服从，遵守军纪。”

事实上，法国的少年军校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8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不过，那是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提供的参军机会，所以服务对象不是给“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士兵遗孤。

拿破仑上的那所布里埃纳军校就是如此，该校新成立不久，由圣本笃教会管理，共有一百二十名学员，其中一半是公费生，一半是自费生。自费生每年缴纳学费约七百里弗尔，公费生的学费由王室支付。学员在军事学院学习至十六岁后转入更高一级的学府。

至于安德鲁所要效仿的，就是苏俄时期，为能妥善安置牺牲军人的后代，建立的少年军校。

这种专业性极强的军事学校，不仅可以给这些军人遗孤提供生活上的照顾，也能给他们提供优质的教育，可谓一举两得，很多高等军事学院的优质生源基本都来自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