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车好几处扭杆变形严重。二号车有几处扭杆连接部位变形，一号车情况良好。”

科什金用信任的目光看着他点点头：“黄，真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A20方案进度也不会这么顺利。”

年仅四十岁的设计师科什金说的都是真心话。

这次从哈尔科夫出发，他带来了三款不同重量的坦克20吨（1、4号车），26吨（2、5号车），32吨（3，6号车），每款各两辆。一路驶来，每款型号恰好各有一辆因为机械故障而半途抛锚，落在了后面。

其中仅有二十吨重的一号车与其他两车相较体型明显小了一大圈，上面装载的火炮口径也明显比二号车小了一圈，其上面装备是苏联刚刚研制的57毫米口径，42倍径的坦克炮。

而2号车上装倍的是76毫米口径/43倍的坦克炮。

至于那辆勉强完成长途行军测试的32吨重的六号车，虽然车体是为了85毫米坦克炮设计，但是因为火炮还未开发完成，所以只是简单粗暴地在车体里增加了铁块负重进行极限测试。

一个小时后，第四辆测试车，另一辆20吨级的“轻型”坦克也自行开到了目的地，到了当天傍晚，其余两辆掉队的坦克也先后到达。

三天后，长途行军的坦克，在进行了维护休整后，又在斯大林面前进行了一次测试表演，其中表现最佳的，就二十吨级别的一号和四号车，一号车安装的是57坦克炮，而四号车安装的却是76毫米的榴弹炮。

事后，斯大林在看了科什金交上来的测试报告，询问道：

“第一批A20坦克可以开始试生产了吗？”

“基本上没问题了。有黄的相助，一些隐藏的机械问题都被发现解决了。”

科什金看着斯大林身边的黄克点头道。

黄克也跟着向斯大林报告道：“毕竟只是20吨的车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比26吨和32吨的都要少很多。以小日本那身家，到战败这车对付他们都不会过时。只是可惜柴油发动机还没有准备好。”

“那就马上开始生产！远东那边非常需要新式坦克，T２６和BT７都太脆弱，而T28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红军的坦克兵非常需要你们优秀的设计。”

而后这款被批准开始量产的坦克被斯大林命名为T50坦克，在苏联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其被定性为了“轻坦”——20吨重的“轻坦”。

至于另外一款正在解决残余机械结构问题“26吨”级别的坦克，则提前得到了未来的序列编号：T34。

历史上苏德战争爆发前昔，苏联确实开发出了T５０轻型坦克，其标准全重仅有１４吨，但装甲防御力堪比T３４，主炮为４５炮，最大时速60公里。无论是在后世的坦克游戏里，还是历史上，其性能三围都堪称完美的“神车”——唯一的缺点就是，造价奇高，生产成本堪比T34.（主要是其鬼畜的发动机动力强大，却奇贵无比）最后只造了70辆就因为战争爆发停产。

而这个位面，这款T５０却因为黄克的出现，却在科什金手上被魔改修正后，以T34坦克的瘦身简化版，被提前具现了出来——二者的关系，就和中国的59式坦克与62式轻坦的关系相似。科什金的设计团队里的人，在已完成的，却还未完善的T34样车的基础上，“适当”地缩减设计，就弄出了这款缩水的“T３４”轻坦。

由于重量大减，２６吨级的车体没有解决的问题，在２０吨的车体上就直接“不治而愈”。

为了加快进度，大黄克特地去了一趟芬兰，到现场把全世界唯一现存的那辆T50坦克“摸”了个遍，还从俄罗斯那边弄来了T50和T54的设计图纸好好地瞧了一遍。

为了保证该车能提前面世量产，其还在测试过程中，黄克就亲临哈尔科夫工厂，随车测试，就是利用自己的能力提前发现该车在行驶中出现的各种隐性机械故障。有他相助，T50坦克的完善过程就相当地迅速，从最初的立项到通过第一轮的验收开始小批量的试生产，前后只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

和历史上的同名车相比，其重量多了六吨，发动机使用的是BT７坦克的同款汽油发动机，主要火炮却换上了新研制的57毫米坦克炮，最大公路时速达到了五十五公里。

黄克给予的评价是：综合战力在未来德国的50/60倍径的长管三号坦克之上，就算遇上四号F２型也能斗得不相上下，用来对付日本未来的９７奇哈坦克，那门截短炮管的５７炮还有些威力过剩。所以所事后他建议斯大林按三号车的标准，侧重于反步兵的型号来量产——反正被７６毫米榴弹正面轰中，也能直接炸开未来９７式坦克的正面装甲。（历史上：BT7A坦克就是使用L10，同款的76榴弹炮）

黄克的这个建议和远东苏军提出的要求不谋而合，斯大林当场就批准了。

八月十日这天，在看到又一款“先进装备”提前诞生，斯大林心情非常地好，当晚在克林姆林宫举行了一次酒会。戒酒已有半年的斯大林，难得地破戒举起了手中的葡萄酒杯。

而到了八月十五日，两位来自挪威的外国人来到苏联，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他们是来找黄克的，见面之后，这两人告诉黄克，他因为对半导体的研究，以及发明了晶体管，已被挪威科学院一致通过，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

“大抄袭者”黄克能如此顺利地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中间有两个人功不可没。

一个人就是斯大林。

四月份的战争爆发后，晶体管电台第一次登上了远东的战争舞台。中苏两家的飞机坦克和地面步兵，都大量地使用这款装备，不过在战争中也有不少电台因为各种原因落入日军的手中。

当时日军上下拿到轻巧的晶体管电台后，全都震惊万分。而后又有部分电台，通过各种渠道先流入日本的秘密盟友德国手中，而后英法两国也拿到了样品。

在晶体管一事上，斯大林从一开始就不想保密。原因很简单：二战前期德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电台优势，斯大林巴不得英法两国能象他一样能完成弯道超车，早早装备晶体管电台以抹消德国人在这方面的优势，在这事上根本就不想保密。

在四月份的战争爆发的同时，他就让人以黄克的名义，在国际上发表了一大堆和半导体、晶体管制造有关的论文，瞬间引发轰动。一下子让黄克这个“头号中共间谍”，成了“科技名人”。

在斯大林和中共联手为黄克伪造和对外公开的身份档案里，黄克是苏联莫斯科大学提前毕业的高材生，半导体研究才是他的专业，去中国当间谍，纯粹只是“意外”，科研才是他的主业——这一点有其早期在交通大学短暂地讲学经历和著名的“黄克两百道”为证。

而另一个把黄克推上诺贝尔物理学奖神坛的人，却是黄克的老朋友皮埃尔.杜邦先生。这个精明而贪婪的资本家，在尝到了链霉素收割的大甜头后，得知黄克和艾琳娜这对情侣又弄出了“革命性”的发明，他第一时间就想到：又一个可大炒作，在股市上大收割的机会来了。

六月份的时候，皮埃尔.杜邦就飞到莫斯科，找上斯大林，谈判晶体管技术转移的话题。和链霉素的情况相同，苏联这时也是面临空有制造理论，却无法解决大规模量产半导材料的生产问题。现在制造的晶体管的核心材料全是大黄克从21世纪传送过来的——放在这个时代，其实就算是再过二十年也不一定能造出那些东西。

当时黄克很有良心地对杜邦说：“这东西我们只掌握了试验室小批量生产的技术，离工业化量产还是有些距离的。”

但是，已经尝过金融收割甜头的老杜邦哪里会信他的话，哈哈大笑地摇头道：“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卖点和可以金融炒作的大题材啊！”

当晚，地球上最黑心的资本家，和地球上资本家眼中最大的死敌头目，又一次地在克林姆林宫里碰杯，微笑，彼此都非常地开心。此情此景，让黄克不仅想起来了未来大胡子和小胡子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幕。

“好吧，在这事上我也有份，真香........”

事后，他向斯大林和艾琳娜叹息道：“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极限！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大资本家们发现，老老实实干活挣的钱，哪里比得上玩金融魔术大收割来得快捷。未来的美国，就是象杜邦这般，在享受金融魔术收割的快乐 中，在短短地二十年内，就由世界第一看谁全是弱鸡的顶尖强国，堕落成了去工业化严重，连造金门大桥的特种钢材都要向外国进口的不堪。”

而斯大林则答道：“未来我会把这件事，记入教材里，让苏联下一代们知晓的。”

两天后，皮埃尔杜邦开心地离去，然后安排人脉，动用关系，继续炒作晶体管这话题，硬是把晶体管吹成了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大门的神物——在这事上，他倒是没有吹错。

虽然这个时期，制造晶体管材料的设备连影子都没有，但是在黄克告知可以一次性提供上百公斤的现成的晶体管材料，足够造出上亿只晶体管后，老杜邦立刻就在美国拉了一伙人，建了个皮包工厂，宣称这是引进了苏联的技术，在美国建造的晶体管工厂。

——但实际上这家工厂就象苏联的工厂一般，两年内暂时只能靠黄克提供的核心材料“手搓”生产晶体管。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就是上次链霉素炒作的重演：炒作该题材，建造“假”工厂，然后向社会融资上市.......又一波金融大收割开始了。为了配合炒作，第一批用晶体管制造的收音机，也会在今年的圣诞节在美国上市。

作为这笔肮脏的收割计划的参予者，中国和苏联都跟着美国财团分了一杯羹：苏联得到了更多的“美国不良资产”转移作为补偿，中共方面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手上拿到了大量的“抗战捐助”，三家是皆大欢喜。

这个时期的西方世界，是非常歧视华人的。历史上晶体管的发明者确实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是白人。艾琳娜能获奖，也是因为她是金发碧眼的“纯血白人”的外貌方能轻易获得认同。

黄克本来没有这么容易获奖的，但是为了把未来的股价炒得更高，在美国财团的暗中推手下，以黄克为首的所谓苏联半导体试验室，轻松地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身在莫斯科的黄克，这时也收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科学院发来的演讲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