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那一套,丘清泉很清楚,那种要先革自己命,再革别人命的作法,做什么都是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他这种性子的人天生就是喜欢不起来啊.......
至于卫立煌,他则是彻底地对常凯申死心了,虽然李润石当面表示既往不咎,但是卫立煌自己却过不了心理上的那道坎,另外就是,他现在四十一岁,正是春秋鼎盛之时,要他甘于平凡,脱了军装去做个普通人,又心有不甘,同样也是矛盾得很。
两个心情复杂的前国民党高官,一起出了革委会的大门。虽然邓发留他们吃饭了,但他们实在不想在“革委会”这个听起来就让人毛骨竦然的地方“吃饭”。
七月的上海,已是夏季,太阳落山很晚。卫立煌和丘清泉并肩走在上海街头,看着身边的来往人流,两人一时间都相互无语。
走在路上,两人注意到,每过一条街道,都会看到一个挂着“居委会”招牌的共产党街道部门。二人养伤的时候,也在北平待过一段时间,他们知道这是共产党控制基层的触手,却没想到上海这个地方,才过了一个月,共产党这么快地就把触手伸到这里来了。
丘清泉道:“上海这个地方这么大,共产党能管得好吗?”
“如果日本人没来过,或许不容易,但现在却容易多了。”
卫立煌看了一眼街道对面新开张的“南京路粮站”,那边门口停着一辆大车,粮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把车上的粮食卸下运入粮站仓库里。
上海沦陷的十个月里,被日本人祸害得很厉害。受制于国际舆论影响,日本人没有人在这里搞大屠杀,但是当地的仅存的那一些工厂设备,除了建在租界里的,能搬走的都被搬走了。穷疯了的日本人,一艘艘来到上海的轮船,运来了大批鬼子兵后,为了不空程返回,走的时候就装满了当地掠夺的物资和机器。
南京战役之后,军部上层也意识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走的时候更是刮地三尺。曾经以富裕闻名的东方巴黎,除了租界区,最后就仅余一个空壳了,其情况甚至比历史上1949年解放上海时还要糟糕。如果不是日军撤退前中共达成了协议,没有进行恶意的大破坏,情况会更加糟糕。
无论是民族资本家,还是在买办势力,在这过程中都损失惨重,许多更是直接家产清零然后跳了黄浦江,连事后镇压吊路灯的机会都省了。
包围淞沪的抗联部队进入上海时,整个上海地区正在闹粮荒——民间的粮食都被日本人抢光了,最多存粮的地区是在租界。租界特殊的环境,让其可以在日占期间,通过海运从美国购得洋米洋面入境。
残存的租界买办势力当时勾结日本人,疯狂地抬高粮价,榨取民间的最后一点民脂民膏。而这种情况,在193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发生在上海的这一幕,丘清泉和卫立煌在北平报纸报道上看得一清二楚——而这也就是抗联部队进入上海后,在第一时间就直接强收租界,然后强封租界里所有的粮食仓库进行“强征”的原因所在。
不过也正因为日本人对上海的工业、民生、经济破坏得太严重了,当地的资产阶级势力,这个时期也是衰弱到极点。
发生在江浙淞沪地区的十个月的绞肉战,把这一片地区全部打烂了。也正因为被打烂了,反而是“一张白纸好作画”。
红军进入上海后,需要的面临的问题,反而比历史上的解放上海后要相对简单得多。
历史上解放军进上海,要顾忌这里的平民、小资产、中产阶级的情绪想法。但是这个时空进上海时,那些勾结日本人囤积居奇的买办资本家们,却靠着把控粮食的供应,把整个上海滩中下阶层的平民全部得罪的同时,也主动地在黄克准备好的“下月枪毙名单”上,补上了自己的大名。
上海滩的小资产阶级,普通的中产阶级,曾经自以为自己上岸了,可以“财政自由”了,但是就是这短短十个月的“小小战争”,一阵时代的大浪打来,爆发了几个月的粮食危机,多年的积蓄就被刮得干干净净。
小资和中产,政治态度往往都是左右摇摆的,上岸了自以为财政自由时,只会想起资本主义的好。被收割了被伤害了破产了,被迫跳反,反扑反噬时,他们才明白资本是要食人的道理,小资和中产在大资本大买办眼中,才真是最美味的,有嚼头的肥羊。在遭遇资本主义的铁拳,感受到被割韭菜的“痛”后,才会重新燃起革命的需求与狂热。
丘清泉和卫立煌在南京路粮店旁告示墙边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墙上贴着的白榜上,一个个被画了红圈的名字。
共产党领导的抗联进入上海后,除了黑帮汉奸份子外,第一时间抓捕的,就是这些投机居奇倒把的奸商——而那些人,现在都成了挂在墙上的一个个圈了红圈的名字了,整个上海,几乎人人皆言他们该杀。
目前被杀的,暂时还只是中下层的苍蝇,真正的大老虎,现在还关在镇反委员会里呢。卫、丘二人过来的时候,求饶,求救的人,已经把救命的声音、电报,通过各种千丝万缕的人脉关系,传到了北平,甚至传到了李润石和伍豪的耳中。
为了防止这些奸商的家人把存在外国洋行的钱转走,中共在进上海后,就在第一时间查封了各国驻上海的洋行,然后要查帐没收这些“被反革命份子榨取的民脂民膏”——到现在,租界里的洋行还在和中共为这事打嘴皮官司和谈判。中共的态度很明确:要求外国银行交出那些“反革命份子”的财产。
卫立煌看着墙上的名字,发现暂时还没有看到自己认识的人,但是他知道,镇反委员会的监牢里,肯定关着不少自己的熟人。
“那些过去几个月,在上海囤积粮食倒卖的人,李润石会不会把他们都杀了?”
丘清泉道:“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姓邓的(指邓发),他肯定很想杀人。那个人我跟他说了几句话,就感觉全身不舒服,他可比CC那两个家伙更让我感到难受。”
卫立煌道:“南下前,我和李润石聊过,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嗯。”
“他对我说过,他根本不怕洋人联手干涉中国革命,他说外部的外敌压力,只会让中共这个组织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强大......说出这话时,他的眼神,还有那自信都在告诉我,他没有骗人,他是真的这样想的......”
丘清泉道: “李润石他走的还是苏俄的那一套啊!这就是我一直不肯加入他们原因。他被马列的那一套烧坏脑了,不顾一切了。杀几个囤粮的奸商也就算了,这种狗东西,换成是我,我手下的兵又穷又饿时,我也会不客气地把他们抢光的。真正让我觉得他疯狂的,却是他进了上海,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对洋人这么强硬的动手!时代变了,他怎么还在玩十年前打土豪的那一套,而且都用到洋人身上了。”
他的性格有问题,天生又倔又犟,但是本事是确实有的。
“李润石是人杰,他不会不懂这么做的后果的。他很重用的黄元兴,更是个连洋人都惊叹的‘真正的资本主义者’,他勾结杜邦在上海,在美国玩的那一套,可是连洋人都佩服的。我惊讶的不是李润石不怕洋人,而黄元兴这个这么懂洋人的人,居然在这事上的态度。”
卫立煌也表示有些不解。从前土地革命战争时,中共是个地方势力,本钱少,打土豪吃大户什么的可以理解,即使是常凯申不也叫康泽用绑票的手法赚浮财吗!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李润石已握三分之二个中国在手,民国的那点工业底子,现在基本都在他手中,在上海这儿,为了几个奸商的那点家产和洋人洋行交恶,实在是很不值得的。
“你从李润石嘴里套出什么了?”
“我当时劝过他,进上海后你们这样针对洋行,会影响到未来和平时期和洋人的生意往来的,中国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闭关自锁了。当时我还拿了黄元兴说事,我问他黄元兴在这事上的态度。”
“然后呢,黄元兴这个共谍在这事上是什么态度?”
一提到黄克,丘清泉就有精神了,淮南之战,他始终认为自己之败是非战之罪,一直梗梗于怀。郭小鬼和林长河都是黄克弄出来的,他当然知道黄克才是真正的幕后大黑手。
“当时李润石答我:上海的事情,如果是小黄那个小鬼来处理,我们现在进上海时只会看到满街的路灯路上都挂满了资本家和奸商的尸体。他说在这件事上,如果是黄克来处理,上海的路灯会不够用的。”
“什么?”
丘清泉听得一愣,黄克的大名,可是目前中共里,名气方面是仅次于李润石的二号人物——甚至压倒了伍豪,国际上的名声更是远胜他,那些男性洋人,提起这位“插着黄金公主的牛粪”,个个都是恨得咬牙切齿的。
出名之后,黄克做过的那些事,大半都被人用放大镜照着看着,尤其是链霉素股票上的炒作,他玩死孔宋两家所用的手段,还有在美国成功地收割一刀的“赫赫战果”,现在都被媒体捅出来了。——在这事上,杜邦公司的那帮人为了甩锅找人吸仇恨,本来也没打算替黄克保密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那些熟悉黄克的财阀巨蛆眼中,黄克的标签不是“插着黄金公主的牛粪”,而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者!”。
两人聊到这里时,停在粮店旁车子上的粮食这时已全被卸下,卫立煌走过去,拦着看领头的店长的模样的人问道:“同志,我是北平来的,想问个事。”
在共产党的地盘上养了几个月伤,又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即使是卫立煌,现在在说话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共产党”的味道。
店长是个三十多岁的人,脸上明显带着军伍的气息,和他聊天时,卫立煌注意到,对方的右手是残疾的,少了两根手指——明显是一个伤残退伍的军人。
现在的中共,严重的缺乏干部,为了补上干部的缺口,各地普遍的作法,就是将战争中伤残退伍的军人,在进行一段时间干部培训,紧急扫盲后,就分配到各地关键要害的位置担任领导——不懂得怎么管理地方没关系,但一把手一定得是自己人,余下的以后慢慢来。
对方也注意到了二人,在看到二人一身军装的胸口也挂着和他一样的南京保卫战勋章后,一起趴过战壕的“人生三大铁”油然而生,呵呵地笑了起来。
军人对军人,互相敬了个军礼。
“你在北平养过伤啊?”